◇◇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沉重的歌乐山 ●莜华 一 紧靠重庆市区有一道秀丽的山岭，林木蓊郁，山势陡峭，更有清泉潺潺。每 当一阵清风拂过，山壑间就万籁齐鸣，有如美妙的歌声飞扬，于是当地人称此山 为歌乐山。现今城市飞速发展，多少良田绿地转瞬间化为高楼大街，但歌乐山依 然葱郁如昔，俨然世外桃源，喧哗的街市只在山下伸展。君不见闻名于世的烈士 陵园上边，近年来还开辟出旅游风景区，成为人们休闲去处。但是这座风光旖旎 的山岭却是沉重的，盛名之下，光彩背后，其实也藏着很多遗憾。 歌乐山上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曾经关押过数百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他 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抗争，就像杨本泉、罗广斌等人为陈然烈士拟写的就义 诗所反映的：“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 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在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重庆集中营的地 下党员大都没能逃出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或被公开枪决于大坪，或被秘密杀害 于电台岚垭，或被集体屠戮于白公馆和滓渣洞监狱，能够幸免于难——像小说 《红岩》的几个作者那样只是极少数。300多名烈士倒下之际，毛泽东主席已在 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共和国成立，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在重庆郊外响起， 烈士们却无法看到他们为之奋斗为之追求的共和国的来临，但他们的事迹惊天地 泣鬼神，维护了党的荣誉，也保持了个气节。他们的狱中斗争经历，成为中共党 史中光荣的一页，成为教育后代的宝贵财富。确实，无论给予这些烈士多大荣誉， 给予多高评价，都是恰当的，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 当我们今天怀着对先烈的敬仰之情来到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站在高大的烈士群雕面前宣誓之时，是否想过，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分 崩离析之时，为什么有这么多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这么多坚定的革命志士惨遭杀 害？ 二 194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西南绥署）主任、陆军上 将朱绍良办公室，秘书打开一封信，从中抽出了一张用毛边纸油印的，显得有些 粗糙的8开小报，秘书吃了一惊。他犹豫着是否把这份小报放在朱绍良宽大的办 公桌上，后者已走了进来。朱绍良一眼就看见了小报上“挺进报”三个大字。他 接过来，匆匆浏览了一下，立即暴怒起来：“太猖狂了！”他把行辕二处处长、 军统特务头目徐远举叫来痛骂了一顿，然后下令限期破案，并授权徐远举统一指 挥军（行辕军官大队）、警（警察局）、宪（宪兵24团）、特（行辕二处和军统 重庆站）。 朱绍良和国民党特务组织本来是知晓重庆有共产党在暗中活动的，甚至在进 行邮检时也多次发现过《挺进报》，但他们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共产党在重庆 没有多大力量，构不成大的威胁，所以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现在共产 党的地下宣传资料《挺进报》居然出现在重庆行辕主任的办公室，上将主任朱绍 良大为震惊。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共产党的“反政府”活动已经具备规模，二 是有共产党打入了国民党核心部位，国民党组织有漏洞。朱绍良觉得不能让共产 党组织座大，应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军警敌特于是纷纷出动，拉开大网搜查， 挺进报支部很快就暴露了。 《挺进报》本来是重庆地下党的一份内部宣传资料，1947年7月创刊，8开版 面，一般2版至3版，每期从100到300份不等，印数最多时达到1000多份。这份小 报只在地下党员和可靠分子中传阅。报上主要登载一些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节节节 胜利的消息，还经常配有小言论，反映临委和市委的意图，以此指导川东各地的 地下斗争，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 在1948年春天的全国战场上，解放军已经变劣势为优势，开始进入全面反攻。 比如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发起了新开岭战役，三下江南战役，四保 临江战役，东北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等重要战役，共歼敌三十五万余 人，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孤立地区。其他战场也是不 断取得新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日渐缩小，其政权正在崩溃。面对全国的 大好形势，分管西南工作的上海局委员钱瑛同志很是兴奋。既然敌人已经由强到 弱，那么白区的地下斗争也应当改变策略。她托川康特委的同志转告川东临委领 导：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人的攻心斗争；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可以发 展“特别党员”。川东临委根据钱瑛的指示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在上下川 东发动武装起义，牵制川军出川与解放军作战，适时建立革命根据地；二是改变 《挺进报》的办报宗旨，由主要鼓舞党内士气变为对敌宣传，以瓦解敌人军心。 当是时，川东临委已经在重庆周边的各个县成立了党组织，发展了2000多名党员， 并且拥有一些武装。临委负责同志在全国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也想有一番大作为。 有人甚至担心形势发展太快，以至地方党组织还没有什么实际成绩，重庆就解放 了。担心地下党贡献小，在将来的地位可能不高。 正由于领导人混淆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低估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四川的实力， 据此做出错误决策，这才直接导致了《挺进报》支部的暴露，上、下川东起义的 失败。《挺进报》事件牵连到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被捕变节后，指认了当做普 通党员逮捕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接着刘全部交出组织，这两位领导人争相向敌人 邀功请赏，不但供出了与他们直接联系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带着敌特到处抓人， 上川东华蓥山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仓促发动的。刘、冉还出卖了川西党的 负责人，甚至带着特务到上海、南京去破坏党的领导机关。在此期间，上、下川 东起义失败，被捕的起义人员中又有人叛变，再次供出大批共产党员，特别是下 川东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的李忠良被刘国定带特务抓捕后，一下子就供出了30 多人。川东地下党的领导人变节的太多，除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外，川东临委 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等人被刘、冉出卖后同样 没有能够保持住革命气节；还有被捕后经受住了8个月刑讯的重庆城区区委书记 李文祥也终于被敌人利用亲情软化。领导人的叛变，使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 坏，而这一切都因《挺进报》事件而起。最近（2003年9月25日）何蜀先生在 《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样板戏”〈红岩〉夭折记》中也认为，“……1948年 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许多地下党人面临全国胜利而头 脑发热，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致使自己毫无必要地暴露出来；二是地下党一些 主要领导干部被捕后叛变……” 《挺进报》事件中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位负责同志因轻信酿成了重大失误。 重庆市委分管工运的委员许建业被捕后，因机密材料没来得及转移，便说动看守 替他带信出去，托人去取装有党员自传的皮箱。不料这个看守把信交给了上司， 敌特马上出动，在许建业宿舍床下找到皮箱，然后拿着名单“按图索骥”，轻而 易举就逮捕了18名共产党员。市委书记刘国定去找许建业商议工作，也被守候在 那里的特务抓获。许建业不是叛徒，但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 三 如果不是某些领导人的决策失误，《挺进报》一直在党内发行，很可能就不 会暴露；上下川东的大批党员及其武装力量也不会仓促起义；进而上千名党员就 不会被捕，不会牺牲，甚至一些领导人也不会沦为叛徒。决策失误，导致大批共 产党员牺牲，这失误也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沦为叛徒。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个别被 捕变节的领导干部也是有可惋惜之处呢？以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为例。他入党多 年，是一位老革命，但却被上级领导出卖了。在监狱里面，他开初是想保持革命 气节的，于是任凭敌人刑讯拷打，也决不供出组织。坚持了8个月后，敌人改变 了方法，用他的妻儿来要挟他。李文祥的妻子也是一位党员，受到牵连被捕入狱。 李文祥受党教育多年，应当知道变节的恶果。确实，跨进监狱的那一刻起，共产 党员们就注定没有了后路。坚贞不屈，自然不可能活着出去；即使叛变，国民党 反动派很快就会垮台，也没有几天好日子过，解放后也会受到党和政府的严惩。 摆在李文祥等人面前的，其实横竖都是一条绝路，他们没得选择。最后李文祥选 择了招供，这样妻子就会被放出去。可能李文祥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艰难而痛苦 的，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他找到了一条“理由”：自己入狱已经8个月了，外 面的党组织应该早已采取了防备措施，与他有联系的同志应该早就撤离了。如果 他们还在老地方，这就怪不得他了，只能怪自已迟钝。李文祥的妻子也很痛苦。 她是丈夫叛变的受益者，活着出来了。但她又知道，丈夫的变节行为必将受到惩 办。她出狱后就与李文祥离了婚，自己从此隐性埋名。《南山风》杂志2003年第 3、4期合刊中的一篇文章说，多年后，难友曾紫霞找到了她，后者感情很复杂， 不愿再提过去的事。很可能她是明白前夫的苦心的。李文祥是自私的，可耻的， 但可能对妻子充满了一腔深情。变节投敌的李文祥自然没有好下场，他与刘国定、 冉益智一起被他们从前曾经为之奋斗过、呼唤过的新政权枪毙。 有的人叛变，也可能是出于一时软弱，因为受不了酷刑而被迫招供，但心里 却是极不情愿的，知道这样做对不起党和同志，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川东特委 副书记，下川东起义的领导者涂孝文的叛变就很值得深思。他被捕后，在严刑下 供出了下川东地委机关，沦为了叛徒。但他却一直被关押着。1949年10月28日，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坪公开枪毙10名“要犯”，这其中有很著名的《挺进报》特支 书记陈然，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梁平、大竹工委书记兰蒂裕和电台特支委员 成善谋等同志，而涂孝文和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袁儒杰三名变节者也在其中。 也许存在这种可能，涂孝文在严刑下招供后接着又后悔了，不愿意再为军统效劳， 于是敌特们照样把他列为“要犯”关押起来。有人说，涂孝文叛变后，军统见他 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抛弃了他。这种说法也许有悖于常理，国民党反动派即使仅 仅为了给政治犯们树立榜样，也不会这样干的，何况涂孝文还是被捕的重庆地下 党员中职务最高的，他的“改过自新”当比刘、冉更有利用价值。当然，从党性 上说，涂孝文不值得同情，谁叫他没有经受住考验。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问 题，叛徒也是人，也有一个心理转变过程，有的是有前因后果的，有的也可能是 一念之差。严酷的环境，惨痛的肉体折磨，一般的人很难经受住考验，只有意志 无比坚定者才能挺过来。仅从这点来说，重庆集中营那些一心准备把牢底坐穿的 革命志士，确实不凡，确实伟大，特别令人敬仰。临委副书记兼地委书记的涂孝 文与陈然、王朴等特支、工委书记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下属干部党员流芳 千古，而他却载入另册；因一时软弱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确也令人遗憾。 四 在共和国三年“自然灾害”的难熬日子里，歌颂重庆地下党斗争的长篇小说 《红岩》出版了。据说在1960年代初出版这本小说，目的是用革命的理想主义来 鼓舞群众战胜灾害，克服困难的士气。读者们都有纯朴的阶级感情，全都是从正 面理解小说反映的思想内容。可能当时很少有人把现实状况与先烈们曾矇瞳过的 理想社会相对比。先烈们为之追求，为之奋斗，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新社会的 最基本之处是自由、平等、是丰衣足食，肯定不是为了让大家饿肚皮，吃树皮草 根，吃“观音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有多少人成为饿殍？老一辈革 命家薄一波认为：“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 的回顾》）。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的 计算是1697万（《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认为应该是2200万(《中共党史研究》1997.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的统计是达4000万人之巨（《炎黄春秋》 2000年第3期）。尽管说法不一，从1000万到4000万人，但显然因灾荒而死的人 数是巨大的。重庆地区也是当时的重灾区，有资料说重庆附近的江北县（今属北 碚区和渝北区）三年灾害时期有30万人得了中度以上的浮肿病，有10多万人饿死。 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就在大家勒紧裤腰带，饿着肚子偏偏倒倒去上班，去劳动， 去上学的日子里，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的《红岩》问世了，尽管它的内容与现实生 活非常不协调，甚至今天看来还有一种反讽的味道，但却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人 人争读，一时洛阳纸贵；重庆集中营英烈事迹很快就风糜重庆城乡，传遍大江南 北。读者们都用流行的，统一的思想去解读这本红色经典小说：困难是暂时的， 革命也有处于低潮的时候；越是在艰难困苦之时，越要学习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 越要立志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令今人不可思议的是，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 鼓舞起了一代或几代人的奋斗精神，小说的教育作用发挥到了极至。现在想来， 当时的人何等纯朴，何等善良，何等易于受到感染，只要上级或媒体发出号召， 人们便群起响应，所以有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出现，能够“全国学 大寨”，能够热烈拥护“文革”爆发。 五 《红岩》一书中的英雄人物影响最大的，是江姐。小说之外，还有专门表现 江姐的歌剧，最近重庆歌剧院也在重新排练。《红岩》的作者并不讳言江姐身上 汇集了多个地下党员的事迹，书中的江姐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江姐，两者是有 区别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这点。一些宣传红岩烈士的展览，也把小说 作者创造的江姐事迹当作信史照搬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发挥。 按照小说的内容，江姐是女牢里党的活动的领导者，《红岩春秋》1989年增 刊中却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女牢斗争的领导人——李青林》。这篇文章指出： “渣滓洞监狱女牢的活动，前台是江姐，背后是李青林，这是江姐坦然不讳的。” 李青林生于1913年，年长江竹筠7岁。她1939年入党，曾在南方局妇运组工作， 被捕时是万县县委副书记，在受老虎凳酷刑时右腿骨折。小说《红岩》把李青林 在狱中组织斗争的事迹都一并加在了江姐身上。 《灵魂颂》是烈士诗中很有名的一首：“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 灵……”最近有一系列文章披露，《灵魂颂》并不是献给江姐的，《红岩》的作 者也是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何蜀先生在《南山风》2003年第3/4期合刊上发 表《〈灵魂颂〉是献给谁的》一文中说，这些诗其实是难友们写给李文祥的太太 的。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叛变后，敌人要放“李太太”（姓名不详）出去，但这 位女共产党员不愿出狱，仍要与大家一起坐牢。她的举动得到了大家的赞扬，于 是很多同志鼓励她，给她献诗。 其实这些移花接木的表现手法，如果出于塑造典型的需要，是无可非议的； 造成谬误，也还情有可宥。但是另一种掩盖和冷漠就不免使人遗憾了。江姐是川 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彭永梧的“妻子”，两人由假夫妻成为真夫妻是 很自然的。但是长期以来，在宣传烈士的事迹中为了突出江姐，却掩盖了一件真 实事情。其实在江竹筠之前，彭永梧还有一位明媒正娶的妻子，而且他们还生有 一个儿子。彭永梧与江竹筠成为事实婚姻后，彭与家乡的那位妻子并没有离婚。 后来彭、江双双牺牲，他们的儿子彭云也是由这位乡下妇女抚养长大的。随着小 说《红岩》的出版，江姐成为著名革命先烈，她的儿子彭云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 格外优待，这也是应当的。只是彭永梧与乡下妻子生的儿子却没有得到相应照顾， 好像他不属于烈士后代；有关部门甚至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闭口不提彭还 有另一个妻子和儿子。据1990年代初某杂志披露，彭的乡下妻子悉心照顾彭云， 宁愿亏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让江姐生的儿子受半点委屈。彭云自小读书，并 上了大学。而彭永梧与乡下妻子生的儿子仅读完小学就缀学了。彭永梧烈士是川 东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而他的两个儿子，居然因母亲的不同而待遇迥异，真是 匪夷所思。 六 与其他城市相比，重庆有三大突出特色，一是山城夜景，二是重庆火锅，再 就是歌乐山烈士陵园了。外地人来重庆，不到南山“一棵树”赏夜景，不吃一顿 辣火锅，不去歌乐山的白公馆、滓渣洞转转，就会感到遗憾，就好像没有真正到 过山城重庆一样。 歌乐山烈士陵园成为重庆市的一大品牌，主要得力于长篇小说《红岩》。打 从解放开始，牺牲在集中营里的烈士就是重庆市的宣传重点，罗广斌、杨益言、 刘德彬，还应加上一位指导写作的编辑杨本泉就此勤奋写作，先是散篇，然后是 报告文学《烈火中的永生》，最后是震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重庆集中营 英烈扬名天下，歌乐山从此成了重庆最耀眼的“风景“。任凭时光流逝，社会变 革，红岩英烈始终是重庆的一大亮点。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全民抓经济效益之 时，宣传红岩英烈的行动不但没有谈化，反而与时俱进，掀起一个又一个新高潮，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展览》在全国巡展大获成功，活报剧《红岩英烈》几次 “晋”京演出，随之又到多个城市巡演，据说也是好评如潮。评论者说，改革开 放，搞市场经济也需要“红岩精神”，需要奉献精神，并以此勉励人们不要钻在 钱眼里，世上还有理想，还有纯净的精神境界。宣传红岩英烈确有其必要性，对 时下的世道人心也是一个对照和劝勉。只是觉得解放都5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已 20多年，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和新的直辖市，能够拿得出来的典型仍然是解放前 夕歌乐山烈士们的牺牲精神。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 时期，全中国发生了多少可叹可敬的英雄事迹，树立了多少先进和典型，从王铁 人、大庆精神，到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到部队的好战士雷锋、欧阳海、刘英俊， 今天的学邯钢，学朱伯儒，学……而重庆却仍然是五十年一贯制，以不变应万变， 学习红岩英烈仍然处于第一位，是重庆第一学习榜样（重庆近年来获得全国公安 系统一等英雄称号的梁强，获得全国公安战线二等英雄称号的李小咪等等英雄人 物，还不能与红岩英烈的影响并驾齐驱）。从好的方面说，是不管社会如何变化， 坚持宣传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对纯洁人心，净化社会风气将起到良好作用。从 另一角度看，五十年都宣传一个典型，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新成绩，没有新创造， 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在原地踏步，没有与时俱进，缺乏针对性和时代特征。除 了牺牲在集中营的革命烈士事迹，我们重庆还能拿出什么来？我们重庆难道在经 济建设中没有值得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的新业绩？ 七 纵前所述，重庆临近解放时地下党的那场斗争从整体来说，是错误决策导致 的一出悲剧，也是因领导人叛变引发的血的教训。国民党反动派固然是首恶，是 千夫所指，但是南方局个别领导人和川东临委也是负有责任的，他们的错误也不 能谈化和掩盖。我们这个社会应对灾难有个高明的办法，就是努力把坏事变成好 事。比如：一座桥明明有质量问题仍继续使用，终于垮塌；一个娱乐场所因消防 通道不畅，火灾发生后引起数十人伤亡；一道防洪大堤因偷工减料优如豆腐渣， 洪水一来即告崩溃。灾难发生后，很多人参与抢险救灾。如果我们的媒体上光是 宣传抢险救灾先进事迹，尽是热热闹闹的表彰会，轰轰烈烈的庆功会，显然对受 到灾难影响的人民群众和遭受财产损失的国家都是不公平的。有一个时期，我们 的宣传机构和媒体就是这样宣传的，用喜庆的锣鼓声来掩盖灾难的原因，淡化肇 事者或责任人的罪责。在媒体矫饰下，人们甚至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幸亏有灾难 发生，灾难多好啊！涌现了这么多英雄模范！体现了领导的英明伟大！坏事由此 变成了好事，变成了功劳。救灾抢险的英雄壮举值得肯定，但是他们的功劳属于 善后处理，尽管也能减轻损失，却不能改变已发生灾难的事实，不能减轻肇事者 或责任人的罪责过错。我们宣传的歌乐山英烈事迹也一样，革命志士们在狱中不 屈不挠，英勇斗争，其精神固然可嘉，但已不能改变川东地下斗争失败的大局， 重庆集中营革命志士的斗争仅是整个地下斗争的局部。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 媒体在报道灾难时，也逐渐变得实事求是，近年来更是努力揭发事故的原因，有 的记者非常敬业，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作深入调查，揭露犯罪行为，起到了良 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宣传红岩英烈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也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向 灾难报道学习。英雄烈士应该讴歌，但造成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的原因也应该 澄清，不能继续用地下党员们的狱中斗争替代和掩盖重庆整个地下党斗争的失误 和失败。客观宣传重庆地下党的斗争，本来也是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的，本来也 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在今天，客观反映重庆地下斗争血的教训，更具震撼作用， 更富于教育意义。应该看到，近年来对红岩英烈事迹的宣传也在向客观事实靠近， 近来何蜀先生、杨本泉先生等人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纠正红岩英烈宣传中的一 些不实之处。 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时代的要求，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更 是牺牲在重庆集中营的革命先烈的心愿。 （字数：801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